戴维·劳埃德

上世纪40年代,我的岳父舒自清在纽约经商,认识了也在纽约旅居的老舍。当时我岳父近三十岁,老舍近五十岁,两人成了忘年交。他们的生日都在2月上旬,只相差5天,两人曾一起开派对共庆生日。老舍本名舒庆春,别人便以为这两个“舒先生”是本家兄弟。

当年我岳父母和老舍都住在曼哈顿上西城,前者住75街,后者住86街,都紧靠百老汇大街,相距甚近,所以来往比较方便。两人先后回国后,又都居住在北京,两家也有过不少往来。

那是1946年,老舍和剧作家曹禺接受美国国务院的邀请来美国各地讲学。第二年初讲学完毕,曹禺一人先回国,老舍则留下来,在纽约生活了将近三年,直至1949年10月回国。他住的公寓楼常使他想起北京的大杂院,便把公寓楼叫做“大杂楼”。

老舍为何滞留纽约?据其儿子舒乙回忆,这是因为当时中国内战爆发,他觉得偌大中国无处可归,北京已无家,家人在重庆,他回重庆又有何事可干?南京这个又恢复为“首都”的城市,他是不想去的,于是纽约便成了他的“陪都”。他的另一目的就是写书,曹禺曾说:“老舍要留在美国最后完成《四世同堂》的写作。”

他的小说《骆驼祥子》英译本“RickshawBoy”(《洋车夫》)已在他来美国前一年问世,并成了全美畅销书,所以他对美国读者甚有好感,希望自己在纽约写的小说也能受欢迎。在这两三年时间里,他写完了长篇小说《四世同堂》的第三部《饥荒》,整部小说由美国女作家普爱德译成英语,以“YellowStorm”(《黄色风暴》)为题在纽约出版。劳埃德-凯利他还写了另一部长篇《鼓书艺人》,由旅美华人女作家郭镜秋翻译,与早先写的《离婚》先后出版。

纽约哥伦比亚大学图书馆珍本书和手稿馆如今收藏着老舍的书信手稿,以及大约八百件与老舍有关的资料。老舍在纽约的出版代理人戴维·劳埃德的遗属把这些珍贵材料赠给了该馆。

我曾利用在哥大图书馆工作之便,去珍本书和手稿馆浏览了老舍资料,阅读了他的许多书信。他的英文信除一封外都是写给劳埃德的。我发现,作为中文语言大师,老舍的英语也写得十分准确、简练、流畅,笔迹流利、娟秀。在一般人印象中,老舍是个北京“土包子”,能写出《龙须沟》《茶馆》这样地道的京味剧作,甚至还善写相声、鼓书,哪能通晓外语?实际上,他年轻时学英语还真下了一番功夫,尤其爱大声朗读,因此还闹过他家里的大黄狗随着他的朗读吠叫不已的笑线年在伦敦东方学院教中文期间,他的英语水平提高更快,曾读了不少西方文学名作原著,也用英文做过演讲。曹禺在美国和老舍相处中就惊奇地发现,“他的英语就像他的中文一样简洁、亲切,富有感情和表现力”。

在致劳埃德的信中,老舍多次谈及《四世同堂》的写作和翻译情况。他说,这部写八年抗战时期北京的小说在当时是他最长的,可能也是最好的作品。在国内他已写完第一部《惶惑》、第二部《偷生》。有趣的是与译者的合作。普爱德是美国传教士的后代,出生在中国,看不懂中文,却听得懂,可以把老舍念给她听的中文立即译成英文,有个缺点是,由于她要译文尽量保持中国味,所以她的英文有时读起来不大连贯。

在老舍资料中还有他写的一个英文剧本打印稿《五虎折天矛》(现通译为《五虎断魂枪》——编者注)(FiveTigersBreaktheHeavenlySpear),写的是清朝末年社会激变中一个拳师家庭的变迁,可能写于1948年,共52页。这也许是他从小说创作转向戏剧创作的一次尝试。他和曹禺在美国各地观看了不少美国戏剧,他在纽约写给吴祖光的信中说:“假若我们能有美国那样的物质条件与,我敢说,我们的话剧绝不弱于世界上任何人。”

在一个单独的纸夹里,有一封两页打字信稿,这是1948年3月赛珍珠写给劳埃德的信。这个在中国生活了半辈子、因中国题材小说《大地》等获得1938年诺贝尔文学奖的女作家,在这封信里向她自己“始终信得过”的出版代理人介绍了老舍,说他是当今中国“最重要作家”,所以她帮助他延长了签证。

赛珍珠还提及他在翻译出版问题上遇到的麻烦。她写道,老舍性格“文静、非常腼腆,在美国还很不适应”,《骆驼祥子》译者埃文·金不忠实于原著,既改了《骆驼祥子》的结尾,现在又要改《离婚》的结尾,使老舍十分不满,所以他决定拒绝认可埃文·金的译本。她向劳埃德推荐《四世同堂》,认为译文很好,大有成功希望。劳埃德后来便成了老舍的出版代理人。

《四世同堂》英文译本出版后,赛珍珠给予很高评价。我在老舍资料中发现她的一篇评论,是用打字机打下来的。她写道,老舍回国前曾对她说,他觉得《四世同堂》是他的一本“大书”,是一本决定他“站住或倒下”的书。她说,他站住了。她认为,这确是一本大书,一本比一个民族、一场战争或一代人更重要的书,因为它具有世界性的普遍意义。

老舍在纽约期间,除了去萨拉托斯·斯普林体验雅多(Yaddo)艺术家休闲创作生活外,大部分时间都是在曼哈顿“大杂楼”里度过的。他的心情应是错综复杂的。一方面他终于有了一个安静的创作环境,不再颠沛流离,不再为抗战奔走,不再有枪炮声、劳埃德-凯利敌机轰炸声惊扰,他因此十分珍惜这个机会,常常闷坐斗室,埋头写书。另一方面,他也有很多苦闷:有写作进度缓慢的苦恼,有与译者和出版商的纠纷,有对美国某些生活方式的反感,有思国、思家和思友的愁绪,有对祖国的未来的忧虑,也有坐骨神经和痔疮带来的病痛。在他仅剩的两封纽约书简中,他这样写他的境遇:

“最坏的是心情。假如我是翩翩少年,而且袋中有冤孽钱,我大可去天天吃点喝点好的,而后汽车兜风,舞场扭腚,乐不思蜀。但是,我是我,我讨厌广播的嘈杂、大腿戏的恶劣与霓虹灯爵士乐的刺耳灼目。没有享受,没有朋友闲谈,没有茶喝,于是也就没有诗兴与文思。写了半年,《四世》的三部只成了十万字!这是地道受洋罪!”

1949年秋天,在周恩来总理感召下,老舍终于回国了。他回国前在政治上的种种疑虑逐渐消除,并以自己的勤恳写作获得“人民艺术家”“语言大师”和“文艺界劳动模范”等光荣称号。意想不到的是,“文革”对他的残酷打击迫使他投湖自尽,当时我的岳父母也被关进了监狱。

2010年秋我回北京,有一天去八宝山公墓,同时拜谒了相距不远的老舍和我岳父母的坟茔。岳父母墓碑上刻有我写的墓志铭,其中有“人如其名,一生廉洁清白”等句。老舍的墓志铭是他自己写的:“文艺界尽责的小卒睡在这里”。

我分别向他们鞠躬致哀,也庆幸当年纽约百老汇大街旁的“舒家兄弟”永眠在同一地方,享受着同一个天空里太阳和月亮洒下的光芒。

更多精彩尽在这里,详情点击:http://yellowgossip.com/,劳埃德-凯利

发表评论

电子邮件地址不会被公开。 必填项已用*标注